1969年10月，林彪通过电话口授的方式让解放军百万部队进入战时状态，即所谓的“第一个号令”，此事突出了林彪及其党羽意图彻底掌控军队的野心。
由于林彪发出的“第一个号令”没有事先得到毛主席及中央、中央军委的批示，所以由此引发了以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不满，毛主席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意见，而这件事也意味着毛主席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发生了动摇。
然而第一个号令事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林彪及其党羽却试图继续巩固和对外彰显掌控军队的实力与野心，由此引发了毛主席的又一次不满，这件事就是“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事件。
1970年7月，中央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曾针对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的表述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67年《红旗》杂志第12期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中，社论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
显然1967年的社论是在承认毛主席在军队内地位的基础上又结合了当时的形势而刻意突出了林彪的地位。但到了1970年7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伯达与张春桥却就新的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稿争执起来。
原来，1970年的社论已经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配资炒股对于这种改变，陈伯达主张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其中康生选择支持张春桥。
当时陈伯达已经投靠了林彪，显然陈伯达是想通过文字上的删减来确立林彪在军队内独一无二的指挥地位，即向全国传达“毛主席缔造军队，林彪指挥军队”的统一思想。
对于陈伯达与张春桥的争论，会后周总理当面向毛主席请示，虽然毛主席表示“社论已经在政治局那边讨论修改过了，自己不看了”，但毛主席对陈伯达的这种提法极为不满。
1971年，毛主席在南巡的时候曾多次谈到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表示，“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林彪集团企图通过对军队的“直接指挥”，取消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用心极其险恶，这也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自此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已经不是单纯的不信任了，而是增加了太多的怀疑与防备。
毛主席对林彪的防备除了八一建军节社论上的文字修改事件外，林立果在空军的权力膨胀大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后，空军实际“掌门人”吴法宪等人竟然极力吹捧林立果是“超天才”，除此之外，吴法宪还有意将空军大权陆续交给林立果。
毛泽东得知林立果在空军的所作所为后非常不高兴，他曾多次说：“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林立果空军报告事件后不久，著名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召开了，关于这次会议故史君此前曾在很多系列文章中都提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可以说，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精心谋划的一次彻底夺权的契机，当然了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契机”，因为此时曾反对林彪的老干部、老帅们几乎都下台了，而江青等人在林彪面前也尚不成气候，加上林彪集团对三军的掌控，说这个时候的林彪已无敌手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林彪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到毛主席最终顶住了所有的压力并决定向他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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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林彪集团摊牌也意味着他与林彪之间已经从此前的分歧、矛盾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注定了林彪必须孤注一掷取得胜利，否则必然是万劫不复，但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林彪在温都尔汗上空自爆，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元股证券:ygzq.hk虽然没有任何文史资料能够准确的证明毛主席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便对林彪“接班人”的身份开始产生犹豫甚至放弃的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早从1966年的时候，毛主席就因为林彪在文革前后的一些行为做法而有了一定的犹豫，直到1969年林彪未经他本人的批示而擅自调动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让此前的这种犹豫直接上升到了矛盾冲突，再到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两人的矛盾最终在林彪集团利益的驱使下彻底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
纵观古今，“权力”从来都是让人欲罢不能的，一个人一旦品尝到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后便很难再形成强有效的自我约束力，最终在权力的漩涡中逐渐迷失自我配资投资APP，并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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